在去年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,中紀委常委、秘書長吳玉良表示: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最近要出臺有關公車配備使用的新規定,這個規定比過去更加嚴格。新華社日前發表文章分析說:這意味著“史上最嚴格”的一輪公務車改革即將啟動,改革順應民意,將有力推動政府部門職能和作風轉變;文章強調,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是改革深入進行的大前提。
一句“史上最嚴格公務車改革”的論斷,煞是引人矚目,并讓人浮想聯翩。誠然,相比以往車改,此次車改在某些方面確實挺嚴格,比如,“對省部級干部公車配備的標準排氣量和購置稅都比過去嚴格,對黨政機關和直屬事業單位的公務用車的編制也比過去嚴格,公車配備的標準和公車的總數量要下降……”但是,有了這些細節,是不是就可以說是史上最嚴格?
當然,“史上最嚴格”畢竟只是一種冠稱,與其說公眾關注這種不落俗套的表述,不如說公眾更關心史上最嚴格的車改能否落到實處?否則,即便最嚴格又能如何,一切必然淪為水花舞月,令人徒喚奈何,甚至更加失望。以房地產調控為例,去年4月中旬以來,相關部門出臺密集政策,以遏制房價過快上漲,有好事者驚呼這是“史上最嚴厲調控政策”。但吊詭的是,所謂的“史上最嚴厲”遭遇了軟抵抗,效果并沒有達到公眾預期,連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也表示,“房價會有所下降,但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好說”。
顯然,判斷一項改革能否受到老百姓歡迎,不僅在于在制度設計上是不是史上最嚴格,或者最嚴厲,更在于在實施中是不是不折不扣地落實,有沒有呈現出預期的實效,換言之,最嚴格車改雖然令人期待,但關鍵應付諸實踐,并精準達到預期效果。就此而言,欲使最嚴格車改最大程度地釋放威力,筆者認為需配套最嚴密的措施,需要最嚴厲的手段。
其一,準確公開公務車數量。中紀委常委、秘書長吳玉良已經明確表示,會把全國公車的詳細數量和需要減少的數量公布。準確公布公車的詳細數量,意義不容小覷,正如新華社文章所稱,公車改革是精細化管理、科學管理的系統工程,技術核心方向是合理壓縮公務車全流程的各項開支,政策核心方向則是以公車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、作風轉變,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則是改革深入進行的大前提。不公布數量就不知道該裁減多少公車,不明晰公車支出費用就不能有的放矢地車改。
其二,強化公眾監督,公眾監督并能見效。如果說公開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,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一個層面,那么還原公眾的參與、表達和監督等權利同樣重要。當前公車使用一直存有“三三制”現象——公車公用占1/3,領導私用占1/3,司機私用占1/3。媒體曾報道,某大學開學,門口出現大量公車送新生上學的情況,從公檢法用車到國土、衛生監督用車,甚至血防專用車,無所不有,對此,有網友揶揄道:“公車扎堆,有司法、公安、檢察、環境監測、國土執法、衛生監督、防汛指揮……不了解情況的,還以為是市里部門開大會呢。”至于公車特權現象,更是不勝枚舉。
為防公車“私奔”,不少部門殫精竭慮,比如一再出臺禁令,給公車貼上“公務標識”,甚至給公車裝上GPS實時監測行蹤。實際上,再高明的技術也抵不上老百姓的眼睛,只要放開讓老百姓監督和舉報,公車私用現象就無所遁逃。問題是,老百姓舉報了,相關部門會否懲罰,近年來公車私用被曝光的不少,但有多少官員被問責?
其三,從編制更嚴密的財政預算入手。不少單位領導一再換車,消費驚人,再加上養車的費用更是畸高,可謂不差錢,如果從源頭上束緊了錢袋子,也就能遏制了公車消費的沖動。經濟學家焦建國認為,要讓各級各地官員們“小氣”起來的根本方法就是讓預算軟約束硬起來。我國的預算一般比較粗、籠統,不夠明確,而且預算的約束性不大,不夠了再追加,隨意性較大,故此叫預算軟約束或無約束。預算要很細,很明確。斯言誠哉!許多時候,預算編制過于粗線條,再加上花錢時缺乏有效監督,一些官員想怎么花錢就怎么花錢,別說公車耗費過度,就是在其他方面浪費,又何奇之有?
公車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,再加上“再鋒利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刀把”,公車改革因觸動既得者的利益,會在落實中難度更大。但是公車改革不能再拖了,更不能失敗。“拉魚的不著急,背魚簍的干著急”,最嚴格車改需要最嚴厲手段,唯有如此,老百姓才能不著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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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莊駕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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